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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结盟：一场苟且的闪婚
1896年5月18日，中国特使李鸿章到达俄罗斯旧都莫斯科。根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参与沙皇加冕典礼的各国来宾中，李鸿章所受的欢迎最为热烈，其排场仅次于加冕典礼的主角沙皇夫妇的入城仪式。而李鸿章几乎是嘉宾中唯一的非皇室成员。
当然，在红地毯、仪仗队和隆隆的十九响礼炮声中，俄国人所要传达的，绝不只是对一个“大政治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语）的景仰，也绝不只是展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而是有着更为现实的利益考量：“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西伯利亚铁路可以从赤塔直线通向海参崴，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在这个如意算盘之外，一道精美的包装打动了中国人的心：中俄结盟，对抗日本。
这当然是一笔大买卖，所以俄方坚持要求李鸿章出访，而清廷也愿意玉成好事。甲午战败后，中国太需要朋友了。俄国联合法、德，强压日本归还辽东半岛，这在中国朝野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感激，甚至也引发了清廷外交战略的大调整。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李鸿藻之孙李宗侗（玄伯）就认为，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国的外交由“一体拒外”变为“有联有拒”，而“联”的对象，首先就是俄国。李鸿章以古稀之年出使欧美，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天朝帝国终于放下身段，开始主动地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政治了。
国际的反响是热烈的，除俄国外，欧美各国也纷纷向李鸿章发出邀请。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i玉lyevichwitte）在回忆录中说，俄国当时很担心李鸿章先访西欧再到俄国，那样可能会“深受欧洲各政治家种种诡计之影响”。因此，沙皇专程派遣乌赫托姆斯基（esperesperovichukhtomsky）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北口的塞得港，迎候李鸿章。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报告行程的电报中也说，其已经与俄国约定，“免由法德行，至多周折。”
李鸿章访俄，是一台“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压轴”的大戏。在俄期间，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俄方强调其对中国并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李鸿章在与沙皇的秘密会见（1896年5月7日）后，报告北京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中国方面主张联俄的，不少还是李鸿章的政敌。倒是李鸿章本人因为对日和谈后成众矢之的，默不敢言。李鸿章的首要政敌翁同龢就曾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龢已视为必然。”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龢居然专程拜访，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发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龢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
对于联俄的必要性，另一个政界大佬张之洞认为，五大国中，英国为商业利益大挖中国墙角，法国依仗教会诱拐中国百姓（当时法国正担任天主教护教国），德国无任何殖民地与中国并不接壤，美国从不肯卷入他国的纷争（当时奉行门罗主义），因此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张之洞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两百年交往的“盟聘邻邦”，“从未开衅，本与他国之屡次构兵者不同，且其举动阔大磊落，亦非西洋之比。…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若中国有事，则俄须助我以兵，水师尤要。”就是说，为了与俄结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俄国开出的价码，仅“借地修路”一项，还是件双赢的好事，当然令清廷喜出望外，愈加感觉俄国够哥们。中俄密约仅经过几次电文往来，就迅速地得到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批准，这在凡事推诿、拖沓冗长的大清来说，的确创造了一种“莫斯科速度”。而在北京举行的换约仪式中,翁同龢等要臣均出席，并在签字后“举酒互祝”，互赠礼品。奇怪的是，尽管李鸿章此时正夹着尾巴做人，早请示、晚汇报，对北京的指令言听计从，日后却依然将这笔“卖国”的帐只记到他一个人头上。
李鸿章在俄国的长时间逗留，令西方各国嗅到了中俄之间正在发生某种大事。这一时期的西方报纸，都充斥了对中俄密约的猜测，以及两国政府对此的坚决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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