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在《动物学》中描述过人这种生物，他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最高尚的动物，这是因为人类具有理性和智慧，可以思考、推理、创造和反思。人是一切动物中最出色的动物。
但与此同时，人如果误入歧途，也是一切禽兽中最恶劣的禽兽。
正确与否可能各有各的见解，但人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确实常常存在着某种偏差。
在思想上，总有人能提出一种听了就会让大部分人都觉得心潮澎湃的字眼或者理念。
公平，正义，诚实，善良，自由，人人生而平等.
但何为公平？何为正义？何为自由？何为善良？
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是否又会有所不同？
而有些时候就像《动物庄园》里说的那样：“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革命老区老法的大革命就面临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那群启蒙主义者坚信理性将主宰整个世界，他们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
但最终，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而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专制统治。
革命的时代来了！
那么在革命之后，和平到来了吗？社会变好了吗？穷人和穷人的孩子的处境，得到改善了吗？
甚至说有没有变得更糟？
透过这一点，大致上就能明白为何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作家们的笔下往往出现反革命的倾向，毕竟作家这个群体，往往最容易产生怀疑，最容易成为道德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
这方面狄更斯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在展现当时英国下层民众们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书中展现了革命对人的摧毁，革命带来的破坏。
尽管如此，但对所谓“乌托邦”的追求与冲动似乎永远存在于人性深处，总有人愿意为了理想化的世界前赴后继地发起堂吉诃德式的冲锋，甚至愿意牺牲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但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而当封建时代还未结束，资产阶级的时代刚刚到来时，在1515年，作为国会议员的托马斯·莫尔在出访欧洲的途中，就已经按照水手口述的故事，写下了《乌托邦》一书。
他在书中写道：英国农民的苦难来源就是羊吃人，私有制是贫困之源。
在后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发现工业革命只是让一小部分人变得富有，他们在城市当中看到了骨瘦如柴却要早早开始工作的孩童，看到了整日买醉排忧解愁的工人，他们越来越觉得只有全新的社会才能够拯救人类。
于是他们便如同启蒙思想家一样，开始试着另辟一条新路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王国。
有的人只是构想，有的人已经开始试着去实践，尽管到了最后他们面临的都是失败，但确实已经发出了另外一条新路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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